解密唯一國家級PPP引導基金

解密唯一國家級PPP引導基金

  國務院法制辦、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近期赴重慶和河南對PPP立法進行調研，這意味著PPP立法工作的實質性推進 

   “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政企合作投資基金已經簽約517億的項目，其中132億是直接投資的項目，385億是和9個省財政部門成立子基金。”中國政企合作投資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投資業務部副總經理周寧東，在4月7日舉辦的第18期“中國PPP沙龍”內部研討會上稱。 

   中國PPP基金是由國務院批準、財政部牽頭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金融機構共同設立的，注冊資本1800億，是唯一的國家級PPP引導基金。周寧東在上述研討會上首次透露了中國PPP基金篩選項目的標準、投資的方式、進入項目的時點等。 

   基金投向微調 

   2016年12月，財政部公布了中國PPP基金與內蒙古自治區、吉林省等9省區分別簽署合作設立省級PPP基金的協議，基金總規模437億元，其中中國PPP基金出資385億元，9省區共出資52億元。周寧東直言，中國PPP基金首先對財政部項目庫的項目進行梳理，選出雙方都有意愿參與的項目，然后倒推出來每一個子基金需要的規模。 

   一般市場化的基金是通過地方政府出一部分資金，地方的銀行以1:5或者1:9的方式出一部分資金，采取放大杠桿的方式建立基金。但中國PPP基金僅由中國PPP基金和地方財政出資，直接投入到項目上。在周寧東看來，這樣一方面可以控制地方債，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其他金融機構都需要走完內部風控程序再決策，從而提高了決策效率。“一般來說，我們的決策一兩個月就能做出，因為授權很充分。”周寧東稱。 

   除了和地方財政部門合作設立子基金，中國PPP基金也直接進行投資。截至2016年底，直接投資的規模達到132億元。篩選的標準是支持國家或省級重點項目、列入財政部或者發改委PPP項目庫的項目，以及“金額較大、原則上項目總投資不低于10億元的項目”。周寧東解釋稱，目前中國PPP基金人員有限，共計30余人，所以投資團隊沒有太多的精力，只能優先做比較大的項目。 

   中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融資支持基金雖然早在2015年成立，但是在2016年3月才成立中國PPP基金公司，2016年7月才成立中國PPP基金管理公司，正式的投資運營工作則從2016年8月份才開始。 

   據《財經》記者梳理近期信息發現，2016年底，中國PPP基金公司對各省市進行密集地接觸和洽談，才得以在2016年底以385億元迅速落地9個子基金，共計164個項目。 

周寧東透露，中國PPP基金偏好于以股權投資的方式參與，為的是踐行其“引導、規范、增信”的目標定位。只有作為項目的股東，才可以和項目共擔風險、共享收益，從而體現出中國PPP基金的增信作用。 

   “中國PPP基金進入項目的資本金是有上限的，即不超過項目規模的10%，不超過項目資本金的30%，這樣能參與更多項目、更好地發揮引導作用。”周寧東稱。 

   為了體現其規范作用，中國PPP基金可以與項目生命周期保持一致，投資期甚至可以長達30年，與市場化基金有所不同。而且，對項目的預期是合理的投資回報，不要求地方提高擔保、差額補足、股權回購等兜底承諾。 

   至于參與進入項目的時點，中國PPP基金傾向于在招標采購之前，與地方政府達成一致。提前介入的好處是，可以給該項目增信，對于社會資本的吸引力更強，從而降低項目總體造價和成本。 

   當然，中國PPP基金也可和社會資本組成聯合體共同投標，或者受讓政府方或社會資本方的股權，前提是招標文件沒有禁止該項目在建設期的股權轉讓行為。 “按照今年部里面的要求，今年中國PPP基金的投資重點，一個是信托產業，一個是拉動民營資本。目前的實操中，越是大項目越是國企央企參與的多，今年要發揮好引導民資參與PPP的作用。”周寧東透露。 

   立法工作開啟 

   在上述PPP內部研討會上，財政部條法司副司長周勁松還透露了PPP立法的最新進展。清明節前夕，國務院法制辦、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赴重慶和河南對PPP立法進行調研。

 
   《財經》雜志曾報道，2016年7月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一聲令下，原由發改委和財政部的各自推動的特許經營和PPP立法工作合二為一，轉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推進單一法案的立法工作。但《財經》記者獲悉，截至8月中上旬，法制辦還未開展實質性的工作，可能仍處于消化發改委和財政部立法成果的階段。（見《財經》雜志2016年第23期，“PPP立法曲折路”） 

   而上述三部門赴重慶和河南進行PPP立法調研，至少意味著PPP立法工作已經實質開展起來了。2017年國務院立法工作計劃顯示，《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引入社會資本條例》被列為“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項目”。 

   周勁松透露，列入“急需項目”意味著，恐怕要在今年之內力爭早一點出臺。按照現在的程序，需要法制辦起草之后公開征求意見。 

   “PPP是創新，但立法需要規范，創新和規范本身就是一對矛盾，怎樣合理把握非常重要。為了不給PPP帶來太多的阻礙，PPP立法不會規定地太細枝末節，更多的是原則性的規定，起引導作用。”周勁松直言。 

   至于到底是一步到位出臺PPP法律，還是出臺條例，也曾引起業內的討論（見《財經》雜志2016年第23期，“PPP立法曲折路”）。周勁松透露，原來的思路是能出臺法律就盡量出臺法律，但是現在思路有調整，因為法律修改起來更麻煩一些，所以先在政策適用范圍內，制定條例，之后再出臺相關法律。 

   據悉，2014年以來這一輪PPP發展熱潮，財政部和發改委密集發布了諸多文件來規范PPP發展，但法律層級都不高，2015年6月，發改委等多部門共同頒布《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是PPP領域迄今為止層級最高的文件。 

   而且部門的文件之間也常有不協調之處，因此業內非常關注和呼吁PPP法的出臺。此前發改委主導制定“特許經營條例”，財政部主導制定“PPP法”，業內對“兩法并一法”的呼聲很高。（來源：財經網）